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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睢貌似是个厚道的丞相，为什么突然就要扳倒宣太后、魏冉，甚至扳倒白起？
范雎是一个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诸如扳倒宣太后、魏冉和白起都是出于政治考量，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秦国，更是秦昭襄王的意图。
说他貌似厚道，是基于他“一饭之德必偿”的准则，然也正是因为他这厚道，毁了他的政治前途。范雎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成就一番事业是他的终极目标。为此他能忍一切常人之所不能忍。
范雎本是个穷苦人，学习辩术，游说列国，结果没人搭理他，后来他只得在魏国一个中大夫那里做门客，终因莫须有的卖国罪行获罪于魏相魏齐，魏齐命人把范雎往死打，肋骨都断了，范雎装死，然后魏齐让人用席子一卷扔到厕所里，当时魏齐本在举行宴会。他让醉酒的宾客往范雎身上尿尿。
我们常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范雎比及韩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后来范雎说服看守把他放了，后来改名易姓，在郑安平和王稽的帮助下来到了秦国。
但是秦昭襄王对范雎说的“秦国已是危如累卵”丝毫不感兴趣，所以等了一年的范雎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我是不是一块璞玉，你总得见上一面才知道。
秦昭襄王被范雎的言辞打动，就见了范雎，范雎对秦昭襄王做了一番试探，见秦王还算诚恳，就讲起了外交上的事情，指出魏冉所做的是在弱秦而肥己。范雎进一步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深得秦王的心。于是范雎被任命为客卿，开始了他大展拳脚的政治生涯。“远交近攻”的策略确实让秦国尝到了甜头，而秦昭襄王对范雎也是信任无比。但是范雎觉得还不够，秦国内部的斗争是很残酷的，他如果不尽快出手，魏冉必会向他发难，要知道魏冉一向讨厌外来的辩士。
等到秦国的外交有了成效，范雎开始提出秦昭襄王内心的隐痛。那就是秦国***并不全在秦王手中，这样的国家势必会乱，而范雎的政治主张必然会受到影响。
当年，秦昭襄王还在燕国为质子，秦国国内却发生内乱，秦武王的兄弟们为争夺王位分成了两派，其中芈八子和异父兄魏冉支持芈八子的次子，谁也没有去想远在燕国的芈八子的长子公子稷。可是赵武灵王半路杀出，打破了秦国争权的平衡，最终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襄王，因为秦昭襄王年幼，芈八子自称太后主政，魏冉任秦相辅政。
宣太后这一主政就主了三十多年，这些年了，魏以魏冉为首的宣太后的弟弟儿子们成为秦国四贵，地位煊赫，财富惊人，以至于秦国只知有太后和四贵，然后才是秦昭襄王。
公元前266年，范雎提出打击外戚和王室，强化王权。秦昭襄王于是下令废掉宣太后，驱逐四贵。王权尽归秦王，然后范雎成了相国，封地为应城，称应侯。其实白起的死是必然的，范雎在其中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壮大及发展，离不开客卿。所谓客卿，就是多别国跑来秦国当到卿级别的***。而在这些外国人***当中，自秦孝公以来，有几个人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他们分别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秦惠文王时代的张仪，接着就是秦昭王时代的范睢，以及后来秦始皇时代的李斯。
这四个跑来秦国任职的外国人，除了商鞅是卫国贵族以外，其他的通通都是穷光蛋出身。
范睢就是典型的穷光蛋，他本是魏国人，也想在魏国好好发展，没料到，一场变故让他选择了秦国，然后在秦国制造了无数的风云事件。
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
范睢先是投奔了魏国中大夫须贾。有一次，须贾以魏王特使身份出使齐国，而范睢也跟随出使。范睢尽管身份卑微，但他名声已显在外，所以一到齐国，齐襄王听说他是个辩士，立派人赐范睢黄金十斤及牛酒。
不知齐襄王是故意还是无意的，这明显是外交事故呀，须贾身为魏王特使你都不给个面子送个礼，偏偏把面子给魏王特使的随从，什么意思呢？摆明就是污辱特使，而污辱特使就等于污辱魏王了。
范睢穷困出生，想钱想疯了，但是这个钱他万万不敢拿，所以推辞了。不料，须贾知道这事后，却认为范睢如此身份却得到齐王如此厚待，肯定是将魏国什么情报卖给齐国了。于是一怒之下，命令范睢接受齐襄王的牛酒，但是要把钱还回去。
范睢谈不上厚道，当然范睢也不是什么十足的小人，范睢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想君王之所想，急君王之所急，时时刻刻为君王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秦昭襄王手中的一把利剑，而剑是不需要任何思维意识的，只需要严格按主人的意图行事即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真正想要扳倒宣太后、魏冉，甚至还有白起的人正是范睢的主人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继位之初由于年幼长期由母亲宣太后临朝摄政，而魏冉作为宣太后的弟弟、秦昭襄王的舅舅长期担任秦国丞相，宣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华阳君则担任将军，这意味着秦国的朝政和军权都握于太后之手。后来又封了秦昭襄王的两个弟弟为泾阳君、高陵君，当时人们称他们四人为“四贵”。四贵权力的膨胀甚至达到了秦国之民只知有四贵，不知有秦王的地步。这显然是秦昭襄王所不能容忍的。
然而秦国的朝政和军权都握于太后之手，秦昭襄王要想从四贵手中收回权力必须在朝中寻找盟友。秦国的世家贵族都看得出：这个国家究竟谁说了算，所以很难指望他们能称为秦昭襄王收回权力的支持者。像范睢这样的由东方国家入秦的游学之士恰恰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些人在秦国朝堂素无根基，他们要想在秦国建功立业扬名立万的唯一出路就是扳倒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四贵。所以范睢当着秦昭襄王的面说出：只知秦国有太后、四贵，不知有秦王这样的话来，而这恰恰说到了秦昭襄王的心坎里。
对秦昭襄王和范睢而言：要想成就霸业，要想使秦国富强就必须收回宣太后、魏冉等人手中的权力。那么白起呢？一开始白起和范睢一样都是秦昭襄王手中的利剑——范睢是用于国内权谋政治和对外邦交的利剑，白起则是一把真正用于战场厮杀的利剑。然而白起对自己的定位却不仅仅只是一把剑，他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当他觉得秦昭襄王的政治谋划和自己的军事部署有冲突时他希望自己能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恰恰犯了秦昭襄王的大忌——白起固然是一把能替秦国开疆拓土的利剑，但现在这把剑居然想对主人发号施令了。这不能不令秦昭襄王寝食难安：无论白起是否有不臣之心和不臣之举，但他有足以造反的实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在权力的角斗场摸爬滚打惯了的君王而言仅此一点就足以动杀机了。至于范睢的确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则是因为范睢一生坚持想君王之所想，急君王之所急；二则是因为秦昭襄王在庙堂上所做出的政治决断大多出自范睢的谋划，白起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敢公然针对昭襄王，那么范睢自然首当其冲成为白起憎恶的人，二人结怨已久。
朝中只知有四贵，不知有秦王！范睢不扳倒四贵四贵，秦国只能推迟统一六国，甚至不能统一六国。
秦国四贵起源于秦宣太后，秦昭襄王继位后，由于年幼，宣太后主政，她任用自己的两个弟弟穰侯和华阳君分别担任国相和将军，后来又封秦昭王的两个弟弟为泾阳君、高陵君，当时人们称他们四人为“四贵”。
不可否认，他们也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穰侯，正是在他的拥护下，秦昭王才得以顺利继位，他曾保举白起为将，东向攻城略地，击败“三晋”和强楚，威震诸侯，“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他战功赫赫权倾朝野；但到了后期他植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如借秦国的武力攻齐，夺取陶邑，为己加封，扩大自己的势力。其他三贵也都如此，有封赐的领地，损公肥私，违法乱纪，范睢曾说他们“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的存在已对秦王***构成了严重威胁。
范雎扳倒四贵，是固干削枝，加强了君主集权，保证了政令统一和政出一门，防止了权臣乱国和国家分裂，如韩赵魏三国分晋，甚至确立和强化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度，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首先“秦国人只知有太后、穣侯，不知有秦王”，这句话触及了秦王有苦难言的心病。所以他扳倒宣太后以及魏冉是为了不仅仅为了夺权以及报昔日侮辱的仇恨。还有秦国内政弊端，即秦王上畏于太后之威严，下惑于佞臣的谄诈。当然，昭襄王是在宣太后和魏冉的帮助下才成为君主的，秦国也在宣太后和魏冉的治理下日益强大。魏冉虽然擅权，但对昭襄王还是忠心耿耿的。范雎为了一己私利，挑拨昭襄王废掉太后和魏冉，用心未免过于险恶，手段未免过于毒辣。
第二 对武安君白起的“陷害”。秦赵长平之战之后，白起决定趁机灭掉赵国，赵国得知消息提前派说客游说范雎，而范雎害怕白起灭掉赵国后地位超越自己，便向秦王进言，阻止了白起的行动。白起闻知此事，与范雎结下仇怨。就在长平之战结束当年，秦国又发兵攻打赵国，不能取胜，秦王派白起出征，白起不去，又让相国范雎去请，也不去。君臣二人都请不动，秦军又打败仗，秦王很愤怒，后果很严重。随后，白起被贬出咸阳，不久范雎向秦王建议，干脆赐白起自尽，从此一代英雄“杀神”就此落幕。
《资治通鉴》开篇：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再有才干的人，如果品德有亏，即便得意于一时，也不能表率于一世。所以范雎不是一个君子。也不是一个厚道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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